第三，行政恶法违反宪法精神。
这种复杂的立法体系从表面上看是非常强大的，然而从行政法产出的质量来看，这种多元性和多级性的行政法产出的体制是非常柔弱的，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统一的、高质量的、有效的行政法典是很难形成的。[27]同时由于法律尤其是行政法存在于复杂的利益格局之中，这便使人们对法律的认知常常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常常受到认知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制约。
[7]应当指出，当我国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时，我们没有对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进行概念界定，更没有指明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尤其没有明确在我们的法律体系建成之后何时建成我国的法治体系。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而没有逃跑，他所捍卫的就是恶法亦法的理念。自然正义的准则要保障法律秩序被公正地、有规则地维持。因为任何法律都是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统一，而恶法亦法则片面地放大了形式要件。三是地方性行政法规，就是由地方省级人大制定的行政法典则。
因此，要处置行政恶法便必须强化行政法的自洽性。[19]依该规定，行政法体系中有关干预和侵犯私权的典则和规范就构成了行政恶法的另一个类型笔者认为，现行宪法中的动态条款基本上能够承担起预设的宪法使命。
第一，中央与地方行政机关间的领导-服从关系，第110条规定：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再次，基本形成了宪法-法律-政策文件相互配合实施的调整模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1978年宪法对于1975年宪法中部分静态权力条款的适当矫枉，在一定程度上为1982年宪法提供了某种规范意义上的基础性支撑。施米特就曾由此提出了处境法（Situationsrecht）的概念。
[37]良性违宪的争议何以出现？其根源在于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二元区分——法律规范（当然也包括宪法规范）制定当时情境预设的相对确定性。其条文主要包括第124、127、130和132条。
[59]第四，在具体规范表述上，对中央和地方的各自事权以逐项列举的方式加以明确，对中央与地方的共享事权则以概括+排除的方式加以明确。[29] 这几次调整主要包括：建国初期以大区制为代表的地方权力膨胀。其二，虽然延续了概括+列举的模式，但1975年宪法无论从列举的范畴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无法同1964年宪法的相关条文同日而语。最后，内容上逐渐丰富、规范性上不断优化。
首先，宪法中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落后于改革。动态条款虽然在历部宪法（文件）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却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8]第四，部分法律规定实用性不足，主要是由于它们在条文表述上原则性过强或软法性特征突出所致，典型例证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在特殊地方项下加进了特别行政区的内容，为香港、澳门的回归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提供了宪政空间。
第15条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学界对于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脉络的研究和把握大量依据各种红头文件、领导人讲话等政策性史料，而对于宪法和法律文本的使用却相对有限，这也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政策手段进行调整的典型例证。
这是因为宪法创制总是和国家命运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22]而国家命运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就具备深刻的时代烙印。[32]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发言时说：民主和集中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其二，客观现实、事权、责任和职能相适应原则，即令客观现实、事权、责任和职能四要素在事实上彼此间都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三、宪法学学术史的意义和知识的自主性各门学科发展史告诉我们，有两样东西，对于学科的形成或建立、成熟与完善，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也发挥着确定性作用。我们挖掘了很多过去宪法学没有挖掘的东西，通过各种方法的整合和综合化的新的理念精神来研究中国土地上的宪法问题。当时是50年以前、现在是60年以前共和国的制宪者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中国人民起草了一部宪法。作学问的人，有时不得不丧失高贵的学术尊严。现在学术的发展受到非学术的影响太多，比如说警察受到很多非警务的活动的影响，法官受到很多非审判的因素的影响，等等。
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准确地把握宪法学说史的脉络与变迁规律需要付出学术努力。还有一个共识是，这个学术平台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
通过这十年的讨论，我们形成了初步的共识，讲中国宪法学的时候，我们至少有几个概念作为我们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研讨会的背景、与理念、取得的共识以及我对宪法学学术的认识。
有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宪法学一百年来形成的宪政概念，遭遇争议，宪法学界整体上对它进行了一种学术的回应，维护了学科的尊严。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也是论坛取得的成效。
每次的讨论记载我们的思考，十年以前说过的话和现在的学术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问或者被问，中国宪法学是否具有充分的理论解释力，我们是否储备了体系化的理论？当社会各界面对宪法问题处于困惑的时候，特别是民众面对着宪法问题表现出无奈的时候，当公权力的滥用令人难以容忍的时候，宪法学是否做好了解释与解决的准备？我认为，我们需要需要通过宪法、宪政等话语寻求共识、给碎片化的社会提供安放内心世界的场域。包括讨论方式也要调整，不能简单重复前十年的方式。但不少学者提出，是否考虑继续开下去？可以看得出大家对每年一次的论坛有感情，舍不得宣布结束。
另外一个获得者是人大法学院的张世明教授，他用17年的时间写下了五卷本的《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4]，涉及历史、文化、法学等跨学科知识。比较的方法，特别是综合的研究方法，文本的研究方法，宪法解释的方法开始成为宪法学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十年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重新恢复和塑造中国学人，特别是宪法学者独立的学术立场。十年以前我和来梵教授等一起谈论学术的时候，我们刚刚进入中年，有理想、有追求。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这两样东西的重要性，也是我们中国宪法学者在研究中感同身受的，它们一个是基本范畴，一个是方法论，[7]而者两者都以法治与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为基础,也是十年的讨论会始终给予关注的话题。
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共识。要成为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决不能是一个学术研究上拾人牙慧、步人后尘的国家，否则在别人的话语体系中亦步亦趋，就永远不会有文化上的创新和自主性。因此，我们的宪法研究和宪政建设，除了要借鉴当今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回归本源，研究在百余年的宪法学发展史，我们学人自己留下的宝贵财富和经验教训。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学 。
这个讨论会开十年了，怎么评价都可以。我相信，目前学术市场越来越成熟，真正有价值的书是不怕找不到出版社的。
第四个共识是，经过十年的研究，我们宪法学人能够感到中国宪法学的魅力和中国宪法学的学术传统。[9]中国宪法学研究是宪法学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有一些大学，我们不说是哪些大学，一进去就有很浓烈的商业的味道，金钱的味道，政治的味道。十年前的思考与热烈讨论的场景令人难忘。